生平背景与发展
Kirzner于1930年出生在英格兰，1940年随家人迁居南非，1947年进入开普敦大学，不过在最后一学年迁居美国。Kirzner 1954年从Brooklyn学院毕业后，决定攻读商业硕士学位，潜心学习会计，1955年获得了纽约大学MBA学位。学完MBA课程后，Kirzner 偶尔遇到了米塞斯，他当即决定放弃会计专业而决心成为一名学院经济学家。Kirzner在米塞斯指导下写作学位论文，1957年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时他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聘书，在那儿任教至今。
米塞斯与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
Kirzner的第一本著作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Sheed and Ward, Inc., 1976[1960])是博士论文的扩充，探讨了经济学思想的发展，着重探讨经济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所蕴涵的含义。本书最重要的章节是试图详细阐述从韦伯（Max Weber）到米塞斯之间人类行为学思想发展的历程。Kirzner的分析之关键是Lionel Robbins和米塞斯对韦伯洞见的发展之间的差异。.
Robbins也许是关于经济学定义的最有影响的学者，他给经济学下的标准定义，每个人都能在大学的基础教科书中读到：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稀缺手段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的配置。韦伯把经济学分析局限于讨论理性行为也即根据目标和手段来计划行动。Robbins提出的有效利用问题（economizing problem）是集中于研究工具理性的一种必然产物。
米塞斯则批评韦伯这种对行为的狭隘观点，而试图把经济学的范围扩展到讨论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的含义。在米塞斯看来，与理性行为相对的并不是非理性行为，而是无为（non-action）。经济性行为仅仅是经济分析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Kirzner指出，区分Robbins和米塞斯在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理论上的不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米塞斯在经济理论不同领域所作出的独特的贡献，都是其对经济科学的性质的人类行为学看法之连贯性发展的结果。“如果说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们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是在米塞斯手里才形成体系的，那是因为米塞斯领会了经济学所具有的人类行为学特征，并将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加诸于经济学陈述之中，从而创造出了这种系统性的融合。”
经济学作为人类行为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必须从反思人类行为的本质开始。“目的意图并不仅仅是某种需要‘予以考虑’的东西，而是理解人类行为概念的唯一的基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边际效用、机会成本概念及供需法则，都来自对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之思考。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套可以检验的假说，而是一整套有助于我们解读经验世界的概念工具。
比如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人们可以对一个人把纸放到箱子里的行为作出“科学的”解释。每天下午三点半，科学家们都观察到一个男人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把纸放进位于这些房子前面的箱子里，人们可以据此提出一种可以检验的假说，并作出“预期”，“三点半这位男人将把纸放进位于各家各户门前大街上的箱子中”，然后科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观察所得的数据来“检验”他的假说，就在这一瞬间，假说就可以被推翻或验证。而人类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样的科学解释实际上漏掉了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正在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和科学史家就指出，实证主义毋宁说对自然科学如何运转这一问题的看法是过于天真了，更不要说人类科学了。
人类科学家能够为所讨论的现象赋予目的。事实上，如果他想使正在研究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他就必须探寻相应的人的目的。由此我们才能明白，那些纸并不是无缘无故被放进箱子里的，而是一位邮递员在向人们投递信件。实际上，人类科学家必须依赖关于其他人之理想类型的知识。
我们了解某些人，是因为我们天天跟他面对面地打交道，比如朋友、家人、同事。有些人我们则是通过他们履行的职责或我们所持的信仰而有所了解的，比如邮递员、警察、自由至上主义者等等。而绝大多数人我们只能笼统地知道他们是“人”，也即能够自由地选择和通过安排及重新安排自己的手段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某种存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有目的的行为，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人。这种知识，即“从内部所获得的知识”乃是人类科学所独具的，如果企图清除这种独特性而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输入到社会科学创造什么“社会物理学”，那绝对是场灾难。科学家们忘记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清除神人同性同性论（anthropomorphism）当然是可欲的，而从人类现象的研究中清除人及其目的与计划，则是完全不可欲的。这样的尝试必将导致人类科学的机械与人同行同性论（mechanamorphism），也就是说，把创造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机械行为，如此一来，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机器人的行为，而非人的行为。
机制、市场与政策
米塞斯常常强调，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对于现实政策有深刻的意义。
米塞斯把拒绝经济学的论调看作是对自由社会和西方文明的令人忧心的威胁。正是经济学证明了不受妨碍的市场社会的优越性，这些论证的有效性恰恰是建立在对于人类行为的洞见之上的，而实证主义思想则把这些洞见视为毫无意义的废话。激励米塞斯勇敢而坚定地驳斥那种不问人类目的性的经济学的，不仅仅是科学家追求真理的激情，毋宁是出于维护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深刻情怀。
Kirzner证明了从Robbins的经济学定义发展到今日一般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化范式，只需一小步。而集中探讨给定约束下的最大化，形成了关于市场的机械论观点，这种观点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的理解，作为一种制定政策的工具也是不可欲的。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无效的及政府干预的可欲性的观点就与机械地理解市场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Kirznerin一贯坚持米塞斯的洞见，坚定地抵制机械论的市场观。他不断地指出，经济学家的眼光应该超越均衡状态，转而阐述市场过程的法则。
Kirzner整个学术生涯都在致力于此一使命，他的第二本著作Market Theory and the Price System (D. Van Nostrand, 1963)就试图从一种市场过程的角度提供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在第三本著作An Essay on Capital (Augustus M. Kelley, 1966)中，Kirzner揭示了经济过程理论如果不考虑个体经济主体的计划和目的而只注意静态均衡概念所可能面临的问题。Kirzner指出，为了理解资本生产过程，理论家必须把经济现象回溯到个体决策者的目的和计划，并承认资本市场跨越时间的协调作用。这些个人计划如何实现彼此协调的问题自然地引导 Kirzner详尽地研究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企业家行为的至关重要的作用。Kirzner在其论述人类行为之企业家性质的著作中，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了市场过程的细致和意义。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也许是Kirzner最著名的著作。他在本书中指出，价格理论的任务并不应该是“主要考虑价格的构成和满足均衡条件的数量”，Kirzner研究价格理论的理路则是“我们研究价格理论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中的个体参与者的决策如何互动从而生成市场力量，正是此一力量推动价格、生产方法及资源配置发生变动。”这才是关键所在。
主流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内在缺陷。为了把模型建构在没有摩擦力的规范基础上，经济学家不得不作出很多假设，比如：无穷数量的买家卖家，充分的知识，零交易成本，进入、退出自由，等等，结果导致限制了模型中的主体按照价格波动而采取行动的能力，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这些经济学家把价格完全看成是给定的，而Kirzner则反问，如果每个人都只价格的被动接受者（price taker），那么，是谁改变了价格以适应市场呢？常规经济学依靠的是虚构的超经济实体即“Walrasian auctioneer”。事实上，如果说常规模型中的主体具有改变价格的能力，那意味着存在着垄断权力，因而必然提出需要通过政府管制来防范经济的无效率。这就是在传统的主流反垄断分析中结构导致行为（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范式背后隐含的逻辑。
Kirzner拒绝接受不能对作为活动主体互动之产物而形成的价格作出解释的价格决定理论，据此他提出，经济学应该重新关注企业家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在Kirzner看来，企业家精神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而并不仅仅是生意人或冒险商人的特殊技能。就我们都具有有目的地行动的能力这一点而言，我们所有人都是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机会的敏感机警（alertness）。
企业家的市场过程表现为各种各样分立的个人追逐利润的活动。请注意，Kirzner所强调的是追逐利润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活动。要达到最大化就需要能最大化的已知的和给定的函数。在这里，Kirzner最充分地凸现了Robbins强调最大化行为与米塞斯强调人类行为之间的对立。效用和生产函数不可能独立于评价主体而存在“其之外”。如果真的存在这些函数，那么，只有在市场互动的竞争性过程中才能被显现和发现。正是在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活动中，才能生成市场参与者协调其计划所必须的知识。
这是Kirzner及更概括地说奥地利学派对一般福利经济学的根本性批评。旨在论证政府干预之合理性的一般福利经济学所关注的是在假设所有有关偏好和生产技术之信息是已知和给定的条件下寻找可利用资源之最佳用途，经济问题在这里就只是简单地运用正确的手段获取恰当的目标的数学问题。因而制定政策所要考虑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处理社会所面临的静态经济问题。这就是说，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程度上并不能接近理想状态，因而需要政府来推动经济从而更好地解决解决问题。
奥地利学派强调指出，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如此，问题毋宁是“从总体上对任何人都不是给定的知识之利用问题”。因此，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是把竞争性市场看成一台计算机，那么，奥地利学派，特别是Kirzner则是把市场看成是“某种收集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大量知识的社会工具。”
企业的市场过程使主体能够发现和利用实现经济协调所必须的知识，常规经济学的分析由于是基于其完美知识的受到众多局限的假定，因而对于我们理解此一过程是无所助益的。Kirzner说，“市场均衡的世界不能被认为能够成功地协调零碎的信息，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假定根本就不存在无知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很自然地人们就只能期望把福利分析严格地限定在评估如何才能更接近最优状态的条件。”而Kirzner给自己设定的使命则是“把价格理论从人为限定的世界之脱离现实的特征中解放出来。”Kirzner提出用以替代传统最优条件之福利标准的是系统协调经济活动的能力。“系统的成功可以用它在某一给定时间中协调社会中无数个人彼此独立地作出之决策、计划、行动的能力之大小来衡量”。
主观主义，知识与激进主观主义
Kirzner等奥地利学派学人强调社会中知识的分立性及市场活动是如何系统地形成秩序的，这是他们坚持人类行为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必然结果。事实上，Kirzner典型地体现了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立场，包括三条：(1)方法论个人主义，(2)方法论主观主义及(3)强调自发秩序。这些使得他跟那些在对待自由市场问题上有时秉持同样政策立场的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在学术上却是相距甚远。(c.f., Kirzner, "Divergent Approaches in Libertarian Economic Thought," Intercollegiate Review, February 1967, pp. 101-108).
Kirzner一生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精心地持续地阐明他自己对市场过程的理解。Kirzner 思想中最精致、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持续发展出的关于市场性质的主观主义洞见。哈耶克曾说过，“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百年间经济学理论的每一重大进展都是主观主义的更深入的应用而已”，哈耶克在这段引文的脚注中还说，在这种发展历程中，“米塞斯作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如果米塞斯对主观主义革命作出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出色，那么我想如果说他作出的贡献比奥地利学派中其他学者更大也许并不算夸大其词。据此我们可以最准确地评价Kirzner，他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最坚定也最投入的米塞斯主义者。我相信，这使他成为了现代奥地利学派最重要也是最好的经济学家。
在发展主观主义范式的过程中，Kirzner从与Ludwig Lachmann, G.L.S. Shackle, James Buchanan, and Kenneth Boulding等人的交往中获益匪浅。尤其是Lachmann和Shackle的研究似乎一直是Kirzner的灵感源泉。比如在收入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9)的几篇论文中，Kirzner通过融合Lachmann和Shackle关于主观主义的洞见，发展了米塞斯的思想。
Kirzner在论文"Knowing about Knowledge: A Subjectivist View of the Role of Information"中批评了由George Stigler等很多跟芝加哥大学有关的经济学家发展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结论，他指出，对于探讨如何评估分立的个人提供之物品和服务的经济学家来说， “环绕着我们的客体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客体本身，而在于关于它们的知识和信仰，这些信息和信仰能为人所知并塑造人们的行为”。与强调米塞斯思想中的行为相一致，Kirzner注意到了方法论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在此一理路下，必须把人的自觉性置于社会行动的首位。
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激进主观主义者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某种市场互动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予以解决。“主观主义认为，人们对之完全无知的东西，根据有关的经济学理论，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然而，就知识问题本身而言，主观主义理路所一贯追求的目标转向了直接地关注获取无人知晓之知识的机会的存在上。”(同上，p. 138)市场制度，即货币价格、利润、亏损等等，就是个人决策的依据，米塞斯曾称这些市场制度是“人类心智”不可缺少的确“助手”。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体系能够协调各种各样个体之分立的和多样的计划。
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市场能够发现、利用及传播分散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大量局部知识的结果，Kirzner 指出：我认为市场在发现无人知晓其存在的知识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否理解市场过程的真正性质，取决于是否承认这一关键作用；而当代经济学家则没有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获得这些洞见，乃是因为我们摒弃了客观地看待知识的理路，这种理路把知识看作是只需通过适当的资源支出就可以获得的完整的系统。
Kirzner在一篇探讨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市场过程问题上的分歧的才华横溢的论文中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在这篇论文中，Kirzner论证了个人有目的的行为如何直接导致了市场互动的学习过程，Kirzner指出，“市场过程是作为人们行动的环境，即他们犯错误、发现错误、及矫正自己的行动、踏入看起来比以前错误更少的方向等等这些行动的环境之必然的结果而形成的”。
市场过程是有目的的个人行为之结果的观点，是米塞斯和Kirzner最天才的洞见。激进主观主义者认识到了经济主体唯有作为人类心智的互相作用来讨论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并不会堕入唯我论的陷阱。市场制度就是协调这些个体心智有意义之表达的机制。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发现机会的趋向为某种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这种社会秩序绝非任何人之刻意的设计，而是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之结果。
经济过程与经济政策
Kirzner所阐明的米塞斯关于市场过程的洞见对经济政策来说具有激进的意义。Kirzner作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economist qua economist）试图不借助任何伦理论据而论证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他也许最严格地捍卫了米塞斯的观念：经济形势分析中的“价值自由”不关涉任何恰当的人际社会关系，比如，人们可以考察一下他在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一文中对Robert Nozick的应得权利理论的经济学讨论。
Kirzner最集中体现其经济政策观念的著作是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尤其是论文《管制的危险》（The Perils of Regulation）比任何现代思想家都更激烈地批判了政府干预市场过程的的理论，也许Don Lavoie的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What is Left? (Ballinger Press, 1985)一书是个例外。然而，Lavoie 和Kirzner两人从本质上作出了相同的论证，都运用了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企图通过政府指令控制市场过程的批评。
他们的论证的要害是相当简单的：企图理性地控制经济体系就需要非理性，因为经济协调所需要的知识是任何单个或集团的心智所无法知晓的。竞争的市场过程则能够系统地使人们发现和利用经济协调所必需的知识。市场参与者的激烈竞争生成并显现了恰当的经济知识。另一方面，干预市场过程所得的结果决不可能达到干预者的计划和目的，他们必然大失所望。而干预的这种失望情绪并不会导致取消干预政策，相反，必将导致更进一步的国家主义和经济控制。最低工资法或租金控制法就导致法律所欲帮助的所有人的利益反倒受到损害，尽管如此，这些法律却仍然年复一年地获得通过。当然，在这儿我斗胆也提出最好的例子是研究一下南非劳工法的历史，或者是美国劳工立法的历史，就可以证明Kirzner 所言非虚。(参见W.H. Hutt, 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1964; Walter Williams, The State Against Blacks, McGraw-Hill, 1982)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政府试图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寻求改进经济条件的时候，经济学分析就应该揭示出，对市场过程的干预必将产生与公共利益正好相反的结局。这种立场并不仅仅局限于每个经济学家都承认的工资和价格控制所带来的问题，而应该将其运用到政府干预市场过程的一切领域。从税收到凯恩斯的经济调控（fine-tuning），所带来的经济后果都是相同：干预主义必将破坏经济福利并使人类丧失自由。
著作及贡献
Israel Kirzner在学术上是奥地利学派的捍卫者。谨慎、开放的心灵使他的研究引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科中受到普遍关注的范式。他还编辑了两本反映奥地利学派最新进展的重要的论文集：Method, Process and Austria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 (Lexington Books, 1982)及Subjectivism, Intelligibility and Economic Understanding: 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Lachman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Kirzner透过著述教学，不断地推动着他本人及我们对经济过程的理解。他让他的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了市场体系，也明白了为什么交换、生产自由是经济繁荣的根本源泉所在。在此而言，Kirzner教授不仅仅推进了经济理论，他还实实在在和强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