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华尔街股灾
1929年华尔街股灾（英语：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1][2]），又称大股灾（英语：Great Crash）及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英语：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以牵连层面和持续时间而言，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股灾。[3]后世亦多以“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五”、“黑色星期一”及“黑色星期二”来形容华尔街股灾，这是因为股市崩盘并非起迄于一日之内的事，所以这四个别称也是合适的。
华尔街股灾最先于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发生，但股市的暴跌却到10月28日星期一及10月29日星期二才真正爆发。这次股灾不单提早为经济衰退敲响警号，亦标志着美国及全球广泛地区步入持久的大萧条。至于华尔街股市在股灾发生后，股市急跌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
“任何人在1929年中买入股票，而且一直持有的话，那么他／她就要白白待大部分的人生消逝，才可赚回自己所亏蚀的。”
时序
在华尔街股灾爆发前，美国经历了所谓“咆哮的二十年代”，人们普遍不理会投机买卖的风险，憧憬股市将会再创新高，并过着奢华的富贵生活。就在股灾发生前夕，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甚至立下名言，宣称“股价已经立足于像永恒的高地上”（Stock prices have reached what looks like a permanently high plateau）。[7]可是，这种乐观的态度，连带人们从牛市获得的丰厚利润，却通通在“黑色星期四”以后化为乌有。在当天，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价率先急跌，随后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暴跌，持续一个月方才止息。
1929年10月的股灾，还伴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从1925年的顶峰走进下坡。一连串的事件和因素最终促成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不单止美国，世上主要奉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国家，均受到相当严峻的冲击。其实在华尔街股灾发生前的一段日子，股票市场已处于大幅波动。市场上不时出现大手卖出股票的情况，间中却又见到股市短暂上扬和复苏。经济学家及作家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后来曾对此作出研究，认为这些波动与国会当时正辩论《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有关。
至于股灾发生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在1929年11月至12月及1930年初有短暂回升的迹象，可是此后股市再进一步急泻，到1932年更成了大熊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32年7月8日跌至20世纪纪录上的最低点，一直到20多年后的1954年11月23日，道指才重上1929年前的水平。早在1923年至1929年间，由于交投异常活跃的关系，道指上涨达五倍，并于1929年9月3日升至最高峰的381.17点。
但及后股市连跌一个月，道指一度蒸发17%。踏入10月初，道指再见起色，超过一半在上月损手的股民赚回亏蚀，然而，股市随后再现跌势，跌势在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更有加剧迹象，当天股市交投量创下破当时纪录的1,290万股。在10月24日下午一时，华尔街的主要银行家开会商讨办法消除股市连跌引起的公众恐慌。与会者包括摩根银行的署理主席托马斯·W·拉蒙特（Thomas W. Lamont）、大通国家银行主席艾伯特·维京（Albert Wiggin）、及纽约全国花旗银行主席查尔斯·E·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会后他们决定以纽约股票交易所副主席理查·惠特尼（Richard Whitney）代为出手。在得到银行家的支持下，惠特尼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水平买入大量美国钢铁公司股份。在股民继续抱观望态度的情况下，他再以类似的手法买入大批蓝筹股。
惠特尼的救市手法与解决1907年恐慌（Panic of 1907）的手法类近，而他亦成功遏止了当天股市进一步的跌势，可是他的措施只带来暂时性成效。周末过后，股市狂跌成为全美国的新闻头条。在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市场上更多投资者决定离场，一日内使道指急跌大约13%。翌日，即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交股量多达1,600万股，这个交易量要到近40年后的1968年才被超越。
经济学家及作家理查·M·萨斯曼（Richard M. Salsman）曾谓在10月29日，尽管市场谣传指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不会否决等候国会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草案》，但股市依旧加剧暴跌。[4]当日商界钜富如威廉·C·杜兰特（William C. Durant）和洛克菲勒家族等等相继高调大手入市，企图稳住公众对市场的信心，但这些努力以失败收场。道指在10月29日以再多跌12%告终，由于交投过多，报价机要一直运作至当晚7时45分。总括而言，市场在10月29日一天损失140亿美元，而整个星期的累计损失则高达300亿美元。
道指到同年11月13日曾一度由低位反弹，由最低报198.60点持续数个月逐步回升，到1930年4月17日重上294.07点的高峰（市场术语称为死猫反弹）。不幸的是，股市接着便持续下滑，到1932年7月8日终于见底，最低报41.22点，整个股市由1929年的最高点计，一共蒸发掉89%。这也是自19世纪19世纪以来所见的最低点。
经济原理
华尔街股灾与美国1920年代投机风气炽热的现象环环相扣，当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大洒金钱购买股票，其中不少投机者更以资金杠杆的形式买入更多股票，现象并不健康。踏入1929年3月，股票经纪日常贷款予小投资者的金额，相当于股市市值的三分之二以上，市场上的总贷款额超过85亿美元，比美国当时流通货币总额还要多。股价的上涨吸引更多人投资股票，同时股民期望股价会继续上升，在投机买卖下进一步推高股价，继而形成了经济泡沫。在1929年9月，标准普尔成份股的平均市盈率达32.6，明显高于历史走势。不少经济学都皆认为，这个现象在现代经济史中异常地引人注目。历经华尔街股灾后，市场持续出现恐慌性抛售股票，达到人心虚怯的地步。
这促使美国参议院在1931年成立佩科拉委员会（Pecora Commission），以调查股灾的成因。国会后来在1933年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规定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家，前者从事提存及贷款业务，后者则从事包销、发行及分配股票、债券及其他证券产品的业务。各国股票市场在华尔街股灾后曾相继引入机制，在股市出现大幅度急泻的时间实施临时休市，先让大众冷静，从而提防出现恐慌性抛售。不过以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股灾为例，道指在一天内下挫22.6%，跌幅比1929年还要厉害。（虽然如此，道指此后却快速反弹，在两日后更录得自1933年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影响与学界辩论
华尔街股灾与之后的大萧条被认为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金融危机”。1929年10月因股市崩盘而引发的恐慌场面，成为后世回忆往后10年大萧条的其中一个重要片段。“1929年的股灾一度使人们‘惶恐之余迷失方向’，但‘官方和大众在错觉下，很快对这场震惊变得麻木和加以否认。’”[24]至于“全球除日本外……基本上所有金融市场的股票在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都应声跌市”。
华尔街股灾对当时美国及环球工业国家的经济具重大影响，而时至今日，其历史、经济及政治各方面的因素亦一直成为学术界激烈讨论的议题。当中有部分学者认为“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滥用权力，促成华尔街股灾及随后的大萧条”，
另亦有不少学者则相信“商业银行过度将存款投放于股票市场，增加存款风险，酿成股灾”。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灾爆发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大堂情况。1929年的股灾一时间将“咆哮的二十年代”划上句号，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试图解释过股灾成因，他认为，假如当时有机构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并积极发挥其效用，那么通常紧随金融危机之后的商业萎缩期，将有所缩短。[25]然而对美国来说，这场股灾标志着经济开始陷入持久衰退，但有不少学者却问到，华尔街股灾是否真正触发后来的大萧条？
抑或由信贷市场促成的经济泡沫爆破，方才是大萧条的成因，华尔街股灾不过是碰巧同时出现？就股灾而言，股价的急跌促使公司破产，并对宏观经济构成严重冲击，造成企业倒闭、裁员潮及经济发展受压。基于失业急升及经济倒退被视为华尔街股灾的直接后果，而这些因素又是促成经济萧条的主因，因此华尔街股灾就被广泛视为标志着经济开始陷入低谷的讯号，成为大萧条的前奏。不论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华尔街股灾以后的发展却是令人惶恐的。绝大部分学者均同意，华尔街股灾瞬间蒸发掉市场上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财富，并即时严重打击消费者的购买意欲，不计借贷人，大约4,000名放款人因为股灾而走投无路，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股灾亦进一步触发全球兑现美国黄金储备（因美元当时为金本位）的浪潮，继而迫使联邦储备局要调高利率阻止黄金库存进一步下跌。另一方面，股灾以后，美国政府制定了限价沽空制度（Uptick Rule），规定要在高于市价的情况下才可进行沽空活动，以免从事沽空活动的投机者在逆市中进一步拖低股市。
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对于华尔街股灾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影响未有定论。其中《经济学人》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评论到，指“简单而言，大萧条并非因股市崩盘而起。”而即使是在股灾发生后不久的1929年11月23日，《经济学人》在另一篇文章提出同一质疑，该文问到，“在工业生产处于稳健平衡的状态下，一场严重的股灾真的会对工业构成重大打击吗？”该文当时认为，这场股灾无疑会令工业有所打击，但却没有证据显示这打击会是持久，并使到工业界普遍陷入衰退的。文章也同时指出，部分银行在股灾中结业是意料之内的，不过，对于银行在股灾下还有没有能力向工、商界企业维持融资服务，文章却不置可否。
不少学者视华尔街股灾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并为新兴的景气循环论（Boom and Bust）所能解释。至于一些经济学家如熊彼德及康德拉捷夫则认为，华尔街股灾只是经济周期的其中一个历史环节，其影响只在于加快经济周期的循环，使周期更快进入下一阶段。至于在米尔顿·佛利民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作者争论到，经济周期走进下坡、贸易保护主义及1929年华尔街股灾通通都不是1930年代经济严重萎缩的成因，相反，他们认为1930年至1933年间三度发生的经济恐慌，引发银行体系崩溃，才是大萧条的诱发成因。